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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思考 
      近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同时借鉴国际经验,经过艰辛探索,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经过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并创造性地进行制度选择与制度安排,使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经济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中国经济改革的国别特殊和本土化制度创新模式成为转型经济中独树一帜的模式。因此,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脉络,总结改革经验,冷静看待国外经济学界的评价,提炼其中重要观点和思想,对当前和今后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回顾
      (一)改革的启动阶段:1978年12月—1984年10月
      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探索一种全新的体制模式。改革发端于农村,主战场也在农村。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为标志,在整个农村掀起了农村体制改革浪潮,也就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3年底,全国包产到户的覆盖面达到95%。在农村改革的同时,城市里的工商企业也进行了一些改革试点,也就是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二)改革的展开阶段:1984年10月—1992年10月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而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发展。当然,由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不够鲜明,比较折衷,还保留“有计划”这样的字眼,因此在后来的实践中,就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执行方案。有的同志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它的落脚点是商品经济,应该按照商品经济的本质和规律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也有同志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前提是有计划,应该按照有计划的思路来推进改革。1987年十三大通过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市场经济,但此时市场的色彩更加浓重一些。
      (三)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阶段:1992年10月—2002年10月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谈话,明确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1992年10月,十四大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提出了八个方面的改革内容,即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建设、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改革、农村改革、对外开放和科技体制改革,此外还有法制建设。这八个方面可以归纳为“八柱”,支撑着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大厦。财税体制改革、汇率制度改革和住房体制改革尤其值得一提。1994年,我国进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改革突破了“让利、放权”的传统改革思路,向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运行机制迈出了关键一步,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涉及范围最广、调整力度最强、影响最为深远的重点大制度创新,在中国财政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1994年起,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实施双重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行外汇收入结汇制度。1994年7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该决定确定房改的根本目的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城镇住房制度,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加快住房建设,改善居住条件,满足城镇居民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房改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三改四建”,决定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在这一阶段,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福利性的旧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住房制度是贯穿始终的主旋律。
      第三阶段持续了10年时间,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和进入新世纪后的前两年。这一阶段,应该说改革的力度比较大,向纵深发展的势头也比较强劲。尤其是十五大之后,在国有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有一些明显的进展。
      (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2002年10月至今
      2002年10月十六大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确立,下一步主要是如何完善的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和定型。
      在已经过去的9年时间里,围绕新的改革重点,开始着力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注重加大财政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力度。改革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争议,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中国这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和道路是不是正确?二是对前一段改革的功绩和成效怎么评估?三是下一步改革怎么做,是停顿、倒退,还是进一步向纵深发展?针对这些争议,2007年十七大作了明确的结论:“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这是对中国改革30多年历程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二、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
      经济体制改革破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因素,生产力得到飞跃发展,社会获得全面进步,经济发展质量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明显改善。有学者认为,“坚持市场取向,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不动摇;坚持体制机制创新,着力建设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坚持实行渐进式方略,有领导分步骤全面推进改革;坚持统筹兼顾,协调推进各领域体制改革;坚持以开放促改革,做到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经济体制的宏观政策环境和资源配置方式逐步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始于农村,并从微观经营体制开始,首先在农村废除了人民公社,农民家庭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和剩余产品的拥有权,成为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基本单位。由于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产品产量和农民收入大幅提高。进一步地,集体和家庭积累推动了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农村新增资源被配置到原先受压抑的劳动密集部门。在这一时期,国有企业经过一系列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改革,特别是试行承包制、股份制,以及允许非国有经济发展,增强了企业竞争力,改革了企业激励机制和利润机制,提高了生产力,加快了增长速度。微观经营单位对新增资源拥有配置权后,就需要有计划外的资源分配制度与它配合。因此,在农村家庭承包制和国有企业改革推动下,商品流通体制、物质管理体制、就业制度、信贷管理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等改革相继开始。相应地,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利率、汇率、工资)形成机制也逐渐从计划转向市场。这方面改革方式是通过双轨制形式的过渡,即首先形成资源配置和价格的双轨制。中国经济转轨的核心是市场化改革,关键和实质不在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分权,而在于放松或者取消政府对民营经济的管制,促进非国有经济的生长和发展。
      (二)市场化激励机制逐步成熟
      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始建立强有力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政治激励和物质激励的双重激励,以政治激励为主,这对新中国初期条件下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在较短时期内超常规发展,是必要和必须的。而一旦新中国新社会的建立和经济发展走向长期、常态和正轨,资源配置方式单一的计划调节就会逐步失灵,激励机制的过强政治化则会逐步衰弱。另外,经济增长的原因部分还由于劳动力参与率提高,而且与之相伴随的有两项重要结构转变:一是农业劳动力大幅度流向制造业和服务业;二是从国企到非国企的劳动力以及其他资源的再分配,同期国有非农人口就业比例大幅下降。
      三、国外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评价
      由于判断标准不同,立场、出发点不同,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评价,国外经济学界的看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与此同时,由于各种因素使然,国外不少看法不乏独到见解,有一些研究结论更加直截了当,对我们清晰认识国情不无积极意义。因为对世界产生影响而引来国外的一些评论,如何看待这些评价,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和思考,这是一个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一)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起点和动力的分析
      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原因和起点的研究,外国主流学派对原有经济体制和效果持明确的否定态度。例如美国的专家认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几乎是停滞甚至下降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生产要素的增加,如果从劳动生产率发展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个失败的记录。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经过比较,西方学者发现,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原因,除了采取“渐进式”的过渡外,最主要的是中国确实存在一些有利的初始条件。他们认为经济过渡的初始条件对过渡的方式、道路、进程和绩效都具有重要的影响。有的把中国工业化水平低看作是有利的条件(即外延性增长和“粗放型”发展的空间很大);有的则强调在集体主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家庭比俄罗斯家庭更能够经营小规模企业;有的则认为毛泽东时代的节制使中国能够在没有严重国际债务和劣等信用的条件下开始进入世界经济;有的则指出,分散于地方管辖区的工业所有权增强了地方干部对工业的经验和兴趣;有的则认为,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坚实的政治基础结构同新的税收激励一起为中国农村的快速工业化奠定了基础。还有的认为,中国改革前社会保障网覆盖面很小(大约20%,主要是在城市和国有部门),因此不仅改革只轻微触动很小的既得利益,而且政府也不必为了维持稳定而把国民收入的很大比例用于社会保障。世界银行考察团则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前在农业基础设施、工业生产能力以及社会组织等方面都具备了良好条件,只是体制造成了效率低下,一旦放权,引入激励机制后,农民和城市的轻工业就可以很快发展起来。换句话说,改革前物质投资的滞后收益使改革的初始条件非常有利:“中国并不是由于深刻的宏观经济危机而被迫实行改革的。因此,中国在发起改革之时没有必要同时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事实上,那时,中国的财政帐户和国际收支保持了大体平衡,储蓄率也已达到高水平”,“中国国内几个重要领域的初始条件对改革是理想的。和处在过渡时期的许多其他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不同,中国的改革是对社会经济压力而不是深刻危机的反应,无需采取重大的稳定措施意味着它不需要施行‘休克疗法’。中国还受益于其与香港和海外华人社会的历史联系,这一联系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和特点的分析
      外国学者(多为中国问题专家)多以旁观者的身份,从国际比较或改革开放前后比较的角度,以比较冷峻的眼光来研究和分析中国的改革开放。例如著名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就称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而言无异于‘第二次革命’,它不是那种毛泽东式的‘疾风暴雨’的革命,而表现为有序而缓慢的变革,但它所引起的变化比一场‘疾风暴雨’式的革命甚至更为深刻,……必须看到邓小平的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有根本性的区别,他们把中国引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近藤邦康与和田春树在他们合编的《改革与改革开放——中苏比较分析》一书中,则将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划分成以下五个阶段:
      1、转向改革开放(1978.12—1982.9);
      2、改革开放取得进展,问题也日趋明显(1982.9—1987.1);
      3、改革路线的继续与天安门事件(1987.1—1989.6);
      4、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紧缩(1989.6—1991.9);
      5、提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1.9—)。
      至于为什么从1991年9月划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而不是像国内学者一般以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谈话为线,他们的理由是:1991年9月末,召开了党中央工作会议,宣告三年的治理整顿结束,呼吁国营大中型企业进行改革。大约一个月后,公开发表的江泽民的总结讲话强调了经济建设中心和发扬民主,指出如果我们党本身不腐败不变质,那么谁也不能使我们和平演变。这同曾强调反对“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7月1日中国共产党创建70周年的演说相比,显然论调变了。
      (三)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就和效果的分析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速度,国外绝大多数学者都是肯定的,只是对经济增长的具体统计数字看法不同。国外的有关机构和学者,在非正式场合多对我国官方公布的统计表示怀疑甚至否定,不过正式的研究成果大多认为中国公布的经济增长率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偏高。例如世界银行研究报告(1997)就认为中国1979—1995年间的GDP年均增长率应从官方的9.9%修正到8.2%;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则认为同一时期的GDP年均增长率应为7.5%。关于改革的效果,曾经提出著名“休克疗法”的美国学者萨克斯与胡永泰、杨小凯合著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型》中认为,中国的“双轨制改革”虽然从短期看收益很大,导致经济不但没有下降反而高速增长,但是“从长远来说妨碍宪政转型,这种代价可能会远远高于在消除既得利益方面所得到的短期收益”。
      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给我们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轨迹告诉我们,经济体制本质上是围绕各种经济资源占有和分配进行的系统的、全面的制度设计,涉及各个社会阶层的权利和机会,最终通过能力直接影响根本利益。显而易见,几乎每一项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在利益博弈中艰难推进。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起点几乎平等,各阶层都有改革的动力,改革的主客体、进程和力度都显得无足轻重,改革难度相对较小。然而,时至今日,很多利益主体几乎已经形成并不断固化,改革必然会涉及利益分配问题,阻力可想而知。因此,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更多的决心、勇气、智慧和实际行动,更需要宽广的、胸怀天下的情怀。
      (一)改革的动力仍然在基层,应该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于民间蕴藏的、极大的积极性,关键是政府如何发现这些积极性,调动和引导这些积极性,规范这些行为。充分尊重基层的积极性和创新,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智慧,不断探索出首创的经典改革经验。经过不断总结、推广和完善,逐渐变为一种模式,最后经过提炼升华为一种制度,并具体化为一种政策。通过各地实践后,有些模式被总结为一种理论。学术界和实践界会围绕相关改革事件展开研讨,充分讨论经验、模式和政策的合理性和各种弊端,以发挥集体智慧力量。比如,中国农村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乡镇企业改革和经济特区形成,都是先在基层有了改革动力,逐渐受到上级重视后不断得到认可,而最终在高层达成共识并形成制度,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
      (二)正视改革难点,认清改革突破口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找准深化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明确深化改革开放的重点,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十分突出,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越来越多,任务越来越重。一是必须理顺投资消费关系,解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能源资源消耗的问题,使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建立在最终消费的基础上。二是必须尽快扭转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使经济增长建立在合理分配的基础上。三是必须着力促进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均衡协调,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牢牢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以开放促改革。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坚持市场取向改革,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国民经济活力和效率。胡锦涛总书记还指出,“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开放之初,决策层没有设计长远目标,对开放的不确定性认识也不足,只能采取渐近改革之路。随着开放的不断推进,对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必然需求。尤其是经济特区的设立,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政企关系、企业所有制结构和治理结构、经济管理体制、法律规范体系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对外开放推动了国内改革。为了加入WTO,中国必须构建与WTO多边体制相一致的经济体制,促进国内企业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以符合国民待遇、透明度、非歧视、公平竞争等基本原则。同时,开放推动了不同体制之间竞争、突破改革障碍、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治理水平。
      (三)实施人才战略,提高创新能力和国家整体竞争力
      胡锦涛总书记还指出,“当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因此,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在大局观指引下,统筹规划、全面系统和科学合理,重点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大胆实施国际人才战略。以更加优惠的政策吸引海外人才,留住国内人才。重点通过市场机制和法律手段完善海外移民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覆盖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二是自下而上改革与自上而下改革相结合。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近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现在和将来在很多领域仍然需要延续这一模式。但是,并不否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蓝图十分清晰了然的前提下,实施所谓“顶层设计”,在总结基层改革经验的基础上,重点通过自上而下规划改革的路径。因此,恢复体改委或者类似机构具有一定合理性。三是发挥民间资本的积极作用。任何一个产业、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领域,如果不能吸引大量民间资本到那里去投资,如果不能调动民间资本到那里投资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过去如此,今天如此,将来仍然如此。为此,就应当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消除吸引和调动民间资本进入相关产业、地区和领域的障碍。四是提高创新能力和国家整体竞争力。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需要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基础,不断提高全民创新能力。成立类似国家竞争力委员会的机构,评价改革实施绩效,以此作为创新的起点和动力。同时,通过行政管理体制、公共预算体制、科技创新体制等体制机制创新,为提高整体创新意识和能力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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